继“朱见深的世界—成化斗彩鸡缸杯特展”、“盛清的世界—康雍乾宫廷艺术特展”之后，龙美术馆将于2017年4月28日推出“永乐大帝的世界—御制唐卡暨永宣文物特展”，这是龙美术馆中国古代宫廷艺术“世界三步曲”中的最后一章，用来呈现龙美术馆重量级的永宣文物馆藏。
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永宣时期以其成就非凡和风格类似常被后世并称界定。但在政治社会经济史上，永乐（1403-1424）治下毫无疑问是更为辉煌的时代。征战满洲，一直推进到黑龙江口，正是永乐皇帝在位之时。合并越南，五征漠北，派遣舰队六下西洋，亦是这位大帝的不世武功。而编撰《永乐大典》、钦定新儒学为正宗，决定迁都北京，更是意义非凡的决定。
这些影响深远的举措，显示了永乐时期鲜明的扩张主义特色，尤其在政治追求方面，朱棣显然并非只想做太祖的忠实后继者，相反，他想成为元世祖忽必烈再世，做一个UNIVERSAL RULER（普遍性君主或普世性君主，意指超出了特定文化和族群的帝王）。
很大程度上，永乐皇帝实现了这一雄图大志。终其之治，“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明史·成祖本纪》）。不过，扩张时期随着永乐皇帝的去世而结束。稍晚继位的宣德皇帝稳定了祖父的政治遗产，国策再度回到太祖的锁国主义。文化艺术在此间大力繁荣起来。
本次特展共计展出十五件文物，全系龙美术馆馆藏，包括一张唐卡，四尊佛像，九件瓷器，和一套郑和写经册页，力图通过有限却精彩的文物，简要勾勒永宣时期这段恢宏的帝国历史。展览依然延续前两次特展的思路，力度将文物欣赏与历史认知结合考量，重新发现文物的时空价值，从一个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反思文物内涵与赏析维度。
传世精彩永宣文物大多在两岸公立文物收藏单位，市场流通本就不多。本次展出的作品全系龙美术馆馆藏，因为主题之需，部分馆藏作品并未列入。可以说，是次展出全以“质取”，不以“量胜”。我们希望观者可以透过文物现场的展陈，充分感受艺术自身的魅力，与每一件作品对话，回到历史现场。
展览详情
明永乐 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 335.3 x 213.4厘米
此幅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无论在用色、构图、做工上，都独具明初唐卡之特色。全幅以墨绿江绸为地，绣以红阎摩敌，红绿对比强烈，色彩浓郁沉稳。整幅使用大量金线、五彩及退晕色丝线绣成，并用金线勾勒轮廓，色彩豪华富丽，反映明代早期高超的染色技术以及明初江南卓越的养蚕和缫丝技术。唐卡的构图繁而有序、线条精准流畅，无论是画面中心的红阎摩敌或上下方之尊神及天女，乃至跃动的火焰纹及曼妙的卷西番莲纹，皆展现了明初超高的刺绣艺术水平。以规整的平套针法表现人体及色块，使得整个绣面看上去别具存在感与古韵。以晕色丝线绣成圆圈状来表现人体的肌肉和高光，使画面更具立体感。这些特点与西藏拉萨大昭寺藏的两件同为“大明永乐年施”款的唐卡相同，显示其应为同一地所生产，为明代宫廷特制对西藏寺庙的赏赐。
郑和《发心书写金字经》 明永乐 十二年 各33×24厘米
古代泥金书写始于唐代，泥金书写纸质讲究使用瓷青纸，金字与瓷青纸形成强烈色差，给人一种金烁流光的灿烂。瓷青纸，桑皮纸用靛蓝均匀染成，其珍贵之价明朝沈榜《宛署杂记》称：一张瓷青纸值一钱银子。泥金写经文，通常书于装裱好的册页、手卷之上，这一做法缘自利于枕腕平稳地书写泥金，亦可避免装裱中损伤浮于低表的泥金。郑和《发心书写金字经》用泥金书写于瓷青纸上，装裱方式为经折装式。
循皇家写经之制度，即篇首绘开篇佛像，篇尾绘韦陀像。篇首诸佛像跟本尊经文，后面是各自护法。以大黑天为例，内光、隔断，均属永乐一朝造像制度。璎珞下垂，莲花台龙纹，亦属明早期，甚至有元代遗风。其中无量寿佛、四大天王、四臂观音、金刚总持等，皆为明早期以前图式。篇首的牌位祝语：“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篇尾牌位的牌记即：“大明国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书写金字《金刚经》，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吉日谨题”。
依据几件存世郑和刻本、泥金写经的笔迹来推论，此经结尾牌位牌记为郑和的书法真迹，与郑和的另一件泥金写经卷《妙法莲华经》（国家一级文物 浙江平湖博物馆藏）同为仅存于世的郑和寥寥的珍遗，历史意义极为重大，或为民间唯一流传的郑和书法作品。从存世泥金写经分析，郑和《发心书写金字经》为存世最早的有“皇家牌位”的泥金写经，亦为将释道经文和真言同书于一册上的作品，此经堪为中国佛教史、道教史的瑰宝。
明永乐 铜鎏金地藏王菩萨 高21.5厘米 “大明永乐年施”款
此尊地藏菩萨呈比丘相，全跏趺端坐于双层束腰仰覆莲花座。脸部方圆，双眉间饰白毫，鼻子高挺，眉毛细长似柳叶，眼睑低垂，薄唇，嘴角上扬，耳垂圆润，眉目慈祥，神情安然自若。其面庞圆润、下巴丰满，嘴角上扬、五官秀气精致等具有典型永乐佛像特征。
颈部有蚕节，胸部袒露，袈裟衣帛搭于双肩弯曲而下，衣料厚重，极富质感，躯体敦厚，体态匀称，肌肤丰满圆润，上身坦露，两腿间的裙褶显放射状自然流畅铺于座面之上。衣纹褶皱刻线较深，纹饰肌理随身体结构走线，继承元代厚重之感，具有复古韵味。地藏菩萨左手托宝珠置于胸前，右手举起至肩作甘露印，双脚掌朝天，手掌、脚掌肌肤饱满呈现柔软之感，肢节弯曲自然，刻造生动。
仰覆莲花座，上下两层花瓣并饰连珠纹。花瓣造型细长，花瓣头部饰卷草纹，有较强装饰性，连珠纹颗粒饱满相连，微小细节可见造像工艺之精湛。束腰仰覆座顶部造像前端铭刻“大明永乐年施”六字楷书款式。
此尊为大明永乐造像中现存唯一一尊地藏菩萨像，实属罕见。地藏菩萨的主道场在安徽九华山，与普陀山、峨眉山、五台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地藏菩萨主因缘轮回转世投胎，前生作何因来生报何果，这位菩萨立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度三界之苦难，消除世人累世孽缘，如此宏心大愿颇受释迦牟尼赞扬，称之为“不可思议”，故其法号有“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明宣德 青花鱼藻纹十棱菱口大碗 口径 : 23厘米 “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双圈楷书款
侈口，深壁，矮圈足。青花发色浓郁艳丽，带黑褐色结晶斑，釉面满布大小气泡，胎骨质坚细腻。器身通体呈十棱。外壁绘莲花塘水藻，游鱼四尾，碗心青花双圈内绘莲花、水藻及游鱼二尾，口沿内外各饰青线一道，圈足三道，底部青花双圈内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无论纹样、画工、器形、尺寸，举世无双。此器形创始于永乐，传世品中绘相同鱼藻纹之宣德碗，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两例可资媲美，然尺寸皆较小。
宣德时期的鱼藻纹多绘鲭、鲌、鲢、鳜游鱼四尾，谐音寓意“清白廉洁”。此碗绘鲭、鲂、鳜三种游鱼，与莲花相组合，寓意“清廉”、“廉洁”，代表儒家思想中正直君子的完美形象。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也是清白、纯净的象征。又鱼与余同音，为富贵有余的象征，与莲塘组合含“连年有余”之吉祥寓意，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特有的吉祥文化。
明永乐 青花缠枝牡丹纹净水瓶 高 : 21.3厘米
此瓶造型秀丽，胎体轻薄，纹饰纤细。盘口，束颈，垂腹，腹上有一细长流，无手柄，下承高足，足底外敞。通体饰青花纹饰，腹、颈饰缠枝牡丹纹，流饰缠枝花纹，高足饰变形回纹及莲瓣纹。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明永乐早期地层，白釉净水瓶与白釉僧帽壶等残器一同出土，可推测应与永乐早期朝廷的佛事有关，或作藏传佛教祭祀礼器之用。景德镇御窑珠山宣德地层里，亦出土过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年款之宣德青花净水瓶。
净水瓶非日常使用之器，于宫廷中亦仅作礼器之用，惟可见于少数重大祭典场合，其造形不同于茶酒执壶，亦与一般的流口粗短的军持迥异。此独特器形，窄颈宽腹，细流纤长笔挺，反映永宣时期景德镇御窑造瓷水平之精妙高超，然烧造成功者鲜少。传世品中纹饰、尺寸与本器相同者目前仅知两例，其一为清宫旧藏，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藏于私人机构。
明宣德 青花矾红彩「海兽图」高足杯 口径 : 9.9厘米?足径 : 4.6厘米?高 : 8.9厘米 “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双圈楷书款
高足杯为受蒙藏地区民族器物影响的饮酒器，亦为祭祀礼器。明初永宣两代皇帝均笃信藏传佛教，亦曾命官窑烧制礼器赏赐于藏传佛教寺庙。成书于汉代的《山海经》由刘向父子编校，东晋时郭璞又为其附图作注，内容从科学到动植物，从医学到考古，包罗万象。十五世纪时，《山海经》重又盛行。此类高足杯皆绘饰九匹海兽，这些奇异海兽的描述可见于《山海经》。台北故宫藏有十四件饰有海兽纹的高足杯，每一个杯心都饰有九字一圈的梵文祷语，说明海兽杯与藏传佛教的关系颇为密切，应为用于佛教仪式的祭祀礼器。
除了青花矾红彩高足杯之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各大博物馆亦收藏了不在少数的永宣时期的釉里红、矾红、青花、白釉等多种品类的高足杯，纹饰包含云龙、团龙、蕃莲、凤凰、松竹梅、八吉祥、藏文等，足见此类小巧玲珑的高足杯颇受帝王青睐。唯青花红彩高足杯存世少量，极为珍稀。
撇口，弧壁，高足外侈，平底露胎。胎骨匀薄，白釉莹润，青花浓艳带结晶斑，红彩鲜丽。外壁上下饰五海兽与四海兽悠游于奔腾的海浪波涛中，另三海兽游于高足波涛仙山之上；杯体内壁无纹，杯心青花双圈线内书“大明宣德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
宣德时期瓷器二次烧成工艺得到发扬光大，此高足杯之装饰技法，先以钴料绘饰海兽、仙山及线圈，经高温一次烧成后，再于外壁留白处以青矾填绘波涛纹，低温二次烧制而成。矾红为低温红彩，以氧化铁做色剂，所用原料为青矾，故称“矾红”。
